蔣廷黻，1895年出生于湖南省邵陽縣一個中等農家。幼年讀私塾，接受舊式教育。10歲人長沙明德小學，次年改人美國基督教長老會創辦的益智學堂，開始學習英文。1912年，適值辛亥革命爆發，蔣廷黻只身留美，先是人密蘇里州派克學堂接受中等教育，3年畢業，轉學俄亥俄州奧伯林學院主修歷史，獲文學學士學位。之后，他曾應基督教青年會之征赴法國為華工服務。1919年夏，復返美人哥倫比亞大學研究院專攻歷史。當時該校歷史系人才鼎盛，教授都是第一流學者，最露頭角的是海斯教授，蔣廷黻跟從其研究，1923年獲博士學位。

　　同年，蔣廷黻回國擔任南開大學歷史系教授，后任歷史系主任并兼文科主任，講授過西史大綱、歐洲近代史、法蘭西革命史、歐洲勢力擴充史等課程并開始從事中國近代外交史的研究。1929年，轉人清華大學任歷史系主任，1935年，出任國民黨行政院政務處長，1936—1938年，奉派駐蘇俄大使。1944年，出任聯合國善后救濟總署中國代表及國民黨行政院善后救濟總署署長。1947年，任國民黨駐聯合國常任代表。1957年，當選國民黨中央研究院人文

　　組院士。1961年冬，任國民黨駐美大使。1965年退休，同年，歿于美國紐約市。

　　從南開到清華，蔣廷黻度過了11年的教書生涯。治學時間雖不長，但在學術界的影響較深，被譽為“一代學人”、“中國近代史研究的拓荒者。

　　早年對史學的貢獻

　　二十年代，中國近代史研究領域還是一片荒漠。蔣廷黻任教于南開之后，便有志于做一名拓荒者，他開墾的第一片荒地，就是中國近代外交史。在開展這一領域的研究中，他引進了新的研究方法和新的研究觀念。

　　現代歷史研究的人手方法是充分地占有原始資料，這在今天的史學界乃是常識，但對二十年代初期的人們來說，還是十分陌生的。在采用這一方法上，蔣廷黻開了風氣之先。他在我國首倡研究原始檔案資料，指出，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的研究一樣，要以事 實為基礎;歷史研究有其自身的規律，規律之一就是必須從原始資料的研究人手。他自己身體力行，為搜集和整理中國近代外交原始資料付出了大量的心血。在南開，為了搜尋史料線索，他想方設

　　法地聯絡各方鑒定家、收藏家，頻繁地訪親問友。為了掌握李鴻章1896年至1900年期間從事外交活動的史料，他走訪了許多李鴻章的舊部，或助手，或秘書，一有機會就把話題引到資料的搜集上。

　　經過多年努力，他終于積累了大批中國近代外交史一手資料，率先運用這些資料在南開歷史系講授中國近代外交問題，并以西方現 代史學體例編纂出我國第一本《中國近代外交史資料輯要》，為日后中國近代外交史的研究鋪平了道路。

　　蔣廷黻在傳播現代研究方法的同時，又引進了新的研究觀念。在南開，他主張研究歷史要參考多方面意見，本著客觀的態度解釋史實。1928年，他在介紹英國歷史學家湯恩比《中國革新運動與日本土耳其革新運動的異同》譯文的前記中，特別強調要借鑒外國人看中國的見解，多聽聽旁觀者的話。在談到中國近代外交史的研究中，他也指出：“一切外交問題少則牽連兩國，多則牽連數十國”，因此，“研究外交者必須搜集凡有關系的各方面的材料。根據一國政府的公文來論外交等于專聽一面之詞來判訟”。(《近代中國外交史資料輯要》上卷序言)。

　　根據上述觀點，蔣廷黻撰寫了許多專題論文，不僅對比參證中外各方史料，并且折衷中外各種不同的見解而得出“兼聽則明”的結論，從而跳出了中國傳統的“虛驕”史證的舊套子。他不傾向于在中國外交史上大罵外國人，這并不是他不痛恨西洋和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而是他認為19世紀帝國主義侵略是一個歷史事實，侵略的對象也不只是中國，要緊的是看我們如何應付帝國主義侵略，所采取的策略得失利弊如何。從這個觀點出發，他的外交史研